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娄季初诗词文集

久客天涯已非客,也称黔岭是家乡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娄季初: 德国汉诺威大学热动研究所访问学者,主攻发电厂“定压”与“滑压”运行经济研究,成果及论文在德国应用和发表。历任技术员、工程师、总工程师、厂长、校长等职。中共党员,高级工程师,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员,德国工程师协会会员,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,“五一劳动奖章”获得者。诗词作品散见《中华诗词》和各省市、香港、纽约等诗词报刊。出版《一得斋诗词文集》一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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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柏恩德.阿斯穆森  

2009-01-28 12:46:09|  分类: 散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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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柏恩德·阿斯穆森(Bernd Asmussen)是我最好的德国朋友之一。元月26日,他的长子迈克(Maik Asmussen)通知我,他已经于2009年元月25日晚与世长辞。柏恩德·阿斯穆森生于1943年11月21日,才只有65岁。得此噩耗,我非常悲痛。于是,我们二十多年的交往,便在我的脑海里一幕一幕的闪过——

一、大胆支持,敢担风险

1982年,我在德国汉诺威大学热动研究所学习。暑假期间,在我的请求下,经我的第二导师布克斯曼教授(Prof.-Dr.J.Buxmann)介绍,我去汉诺威赫仑豪森热电厂实习。负责接待我的就是该厂生产副厂长柏恩德·阿斯穆森先生。

柏恩德·阿斯穆森先生性格爽直,见了我,先做了自我介绍,然后说:“这张写字台,您不能坐,您坐在这张会议桌旁,但这个文件柜对您开放,您需要看什么资料,可以自己找,找不到时,问我好了。”从此,我就正式成了他的实习生。

在实习中,我发现这个厂在运行方式上和国内我熟悉的运行方式不同:国内提倡“压红线”,即“定压运行”;而这里却利用调整锅炉压力以适应电力负荷的变化,即“滑压运行”。我在国内是经济运行工程师,考虑经济运行方式,成了职业习惯。于是,哪种运行方式比较经济?就自然而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这个人也是个直性子,找了个机会,就向柏恩德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。德国的工厂管理,与国内不同,不仅企业和社会是分开的,而且生产和科研也是分开的,所以我提的问题,他没有回答,而只是说:

“这个得请科研机构来作试验鉴定。”

“我们自己作试验鉴定,行吗?”我问。

“我没有做过。”他说。

“但我做过,我在国内是搞热力试验的,我写个试验方案,利用厂内现有的人力物力作试验鉴定。您来审查:可以,您就批,就支持我;不可以,就作罢。”

他显得有点无奈,但还是点了头。

于是我回到大学研究所,加班写了试验方案,呈交给阿斯穆森先生。过了两天,他给我了一个非常满意的回复。

在阿斯穆森先生的支持下,在运行人员的配合中,经过约一个月日日夜夜的探索,试验完成了,而暑假也正好结束了。下一步就是整理数据资料、写试验报告,这些我可以在大学利用研究所的现代化办公设备更好地完成。

当我把试验报告交给他时,他匆匆翻阅,显得有点儿漫不经心。但当他翻阅到我提出的每年可节约30万马克的运行方式建议时,他停顿了下来,面部浮现出惊讶的表情,又从头仔细地阅读起来。

后来,这份报告,我略为修改便成了一篇论文。交给布尔曼教授,他看了也非常高兴,便吩咐秘书说:“先交一份复印件给汽轮机和流体力学研究所里斯教授(Prof.W.Rieß)征求意见,然后,寄给《Energie》杂志。”

不久,文章在那份杂志发表了。几乎与此同时,研究所的总工程师施雷德(Dr.-Ing.Obering.J-J. Schröder)先生接到阿斯穆森先生的电话通知:汉诺威城市工业公司总经理要接见我。当时,我右臂受伤尚未痊愈,不会打领带,施雷德先生亲手为我结上领带,亲自开着汽车,陪我赴会。会上,我得到了表彰证书和奖金,当我提到奖金要分给参与试验的工人时,总经理和柏恩德先生都说:“这项试验成果主导思想是你一个人的,你受之无愧,不必考虑别人。”

回到研究所后,研究生们议论纷纷,一位研究生拍着桌子说:“我们德国工程师们哪里去了?!”

消息传到我工作所在地的贵州省电力局,陈  实和周连震两位领导同志到处找人翻译信息,写稿件。于是名不见经传的我——一位贵阳发电厂普通工程师的名字,便频频出现在中国电力报、西南电力报、省电力报和省内的日报、晚报上。

我想:如果当初没有阿斯穆森先生大胆支持,没有他敢于担当风险的气度,我就不会获得这次的成功和随之而来的种种荣誉。

二、关怀生活,体贴入微

前面提到我右臂受伤的事,是这样的:1982年10月份,我交了汉诺威赫仑豪森热电厂的试验报告后,在研究所又开始思考贝尔教授(Prof.-Dr. H.-D.Baehr)向我提出的研究课题。贝尔教授是德国著名的热能动力学理论家,著作颇丰。他给我出这个研究课题,显然是看中了我对电力生产知识的优势。然而,一个多学期过去了,我还没有找到如何完成这个课题的钥匙。这次,通过对赫仑豪森热电厂的全面试验和分析,便有了一点思路。我打算从编制热电厂运行的模拟程序入手,建立一个数学模型。我那时,确实有一股钻劲,吃饭走路都在思考着编程问题。一天,我刚吃过晚饭,准备去研究所加班,突然接到一位叫大尉(Dawud)的伊朗同学的电话,他说他次日就要回国,晚上举行告别派对,请我一定参加。我当然要去告个别,不料走路太急,在大厅里被地毯角拌倒,摔伤了右臂。送到医院,医生把我的右臂紧紧地捆绑在身上,不许我私自解动,没有给一点内服或外敷药物。阿斯穆森先生来看我时说:“你这样子,吃饭都困难,怎么能自己作饭呢?到我家去养伤吧!”

于是,他把我接到家中。他和他的夫人菡娜(Hanne),对我像亲兄弟一样,吃肉饼时,菡娜先把肉饼切碎,吃面包时,阿斯穆森先生为我在面包上抹好黄油和果酱,这种无微不至的照料,使我感激万分。

德国人在称呼上有“您”和“你”的区别。“您”不仅仅是一种尊称,它还传达出彼此之间的陌生或距离。而在亲属和朋友之间,不管男女老幼,都是以“你”相称的。以“您”相称时,用姓氏,称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;以“你”相称时,则直呼其名,显得非常亲切。我记不清我们之间从什么时候开始以“你”相称的。但有一次吃饭的时候,他们的两个儿子仍然称呼我“娄先生”,于是,阿斯穆森先生对我说:

“季初,”他直呼我的名字,“你是长者,你必须先提议,要他们称‘你’,他们才敢改口。”

我于是用左手举起杯子,郑重宣布和两个孩子称“你”。从此,大家都直呼其名,亲如一家。

三个星期后,医院给我松了绑。我必须每天到医院,在护士的监护下做一个小时的康复操。这才离开阿斯穆森先生的家。

康复以后,他经常接我到他家度周末或共同出游。有一次,我和柏恩德夫妇一起散步,他们说:“我们去看瀑布吧!”

我前面忘记交待了。柏恩德夫妇住在汉诺威西北距市中心约30公里的一座叫诺依施塔特的小城,翻译成中文,就是:新城。因为德国有好几座叫新城的小城镇,所以这个城镇的官方正式名字叫:“萝卜山麓新城”。我在贵州住久了,看惯了高山深谷。在我眼里,这里是一马平川,哪里有萝卜山?连萝卜岭都没有,更不会有什么瀑布啦。我们漫步到河滨,向下望去,有一道水堰,这就是他们所说的“瀑布”了。我望“瀑布”兴叹:

“嗨,到时候,我让你们看看真正的瀑布。”

……

有一次,柏恩德先生打来电话说:“季初,这个周末,你能否提前一天到我家来?”

“有什么事吗,柏恩德?”我问。

“我们见面再说吧!”

原来,菡娜是丹麦人,他们打算利用周末,去丹麦探亲,请我帮忙看家,照管两个孩子的起居饮食。那时,他们的大儿子迈克只有14岁,小儿子缇姆只有12岁。我觉得他们把整个家和孩子都交给我,是对我的极大的信任,便满口答应了。

后来,每逢节日,或他们和丹麦亲戚聚会,都要请我参加。这样一来,他们不仅支持了我的学业,而对我在了解德国民族风情和语言方面,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。

三、交往不断,友谊常新

1992年6月10日至26日,我随中国电力教育代表团访问德国。我是这次访问的倡导者和策划者,同时兼任翻译。在计划行程中,专门安排17日和18日访问汉诺威大学热动研究所和发电厂,其目的就不言而喻了。从接站到全程陪同,都是阿斯穆森先生和我在研究所同一办公室的克罗巴萨博士(Dr.-Ing.Feliks Klobasa)。本来我是作翻译的,他们为了方便我,还请了该研究所的一位中国博士研究生作翻译。晚上,我离开代表团,住在克罗巴萨博士家里,我们三人又作了次小小聚会。

1993年春,柏恩德夫妇随团到中国旅游,但一到北京,就脱离了团队,直飞贵阳来看我。我全程陪同他们游玩了黄果树风景区,包船游览了美丽如画的红枫湖,除吃了丰盛的家宴外,还在湖边吃了全鱼宴,实现了我让他们看看真正瀑布的诺言。

记得我留学回国时,阿斯穆森夫妇驱车赶到法兰克福机场为我送行,他还委托他在机场工作的弟弟,帮助我办理行李托运。这次他来访问贵州,我和我老伴也亲自送他们到北京,直到他们走向登机厅,才和他们依依不舍地分手。

1998年,我已经退休了。但退而不休,是年夏,又先后带着三位有教授头衔级别的中医,和老伴一起,在奥地利办了为期三个月的中医推拿训练班,同时,推广中医治疗。我把这个信息和整个安排全部告诉了阿斯穆森先生和克罗巴萨先生。可我没有想到的是,不久,阿斯穆森先生的长子迈克带着妻子和儿子,竟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说,他们是来奥地利度假的,同时受父亲之托,前来探望我的。

我更没有想到的,当我们在奥地利的工作结束时,克罗巴萨博士夫妇开着汽车也来了,说是要接我们到德国住住再回国。克罗巴萨博士夫妇是斯洛文尼亚人,探亲后回德国,正好路过奥地利。虽然是顺路,但他们把时间计划的如此准确,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。

我们到德国后,本来说住几天就算了。但他们说:不行。要每家各住一星期。克罗巴萨博士还给我开玩笑地说:“凡是你去过的地方,都让水玲看看。让她知道你在德国都作了些什么‘勾当’?”我没有想到,他们和我老伴初次见面,就直呼“水玲”的名字。

这两周,他们分别开车,带我们游玩了不少地方。但有一次,那件小事却给我留下深刻的难以磨灭的记忆:

一天晚上,我和柏恩德先生到电厂参观。那时,他已经是厂长了。在他的办公室里,我想打电话到奥地利,确定一下回国机票。他马上制止了,并且说:“在我家你为什么不打电话?这电话是电厂办公用的。”

我突然感到尴尬,看样子他这个德国厂长比我这个中国厂长更懂得什么叫‘清廉’。这使我又想起我在他家养伤时的一些小事。他写信全是用买的专用信纸,而我们中国的公务员,有谁不是用带有机关函头的办公用纸,写私人信笺呀!不仅不以为耻,反因有了大函头而引以为荣。这难道仅仅是观念的差异吗?

四、书信频传,天涯比邻

自1982年至今,二十六年多了。我们究竟互相写了多少信?谁也记不清楚。两年前阿斯穆森先生写信告诉我,他患了肺癌。原因是他青年时曾在一艘远洋海轮上当过机械师,严重受到石棉污染。

我把这事告诉老伴,老伴说:“我看另外的原因,就是他一生太劳累了。”

老伴的话,不无道理。他确实太劳累了。就拿盖房子来说吧,壮年时,他为自己盖了一栋德国十分流行的“两层半民居”。所谓“两层半”,就是一层地下室,一层主房,一层阁楼。阁楼受房顶斜面的影响,使用面积少,高度不规则,所以称半层。在德国,劳动力非常昂贵,一般人雇用不起。所以,土石方和一部分砌砖,以及大部分内装修,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已去完成的,而材料的搬运就更不用说了。我第一次到他家时,就住在这栋房子,亲眼看见他在小过厅的墙上,贴装饰砖。

孩子们很快长大了,都成家了。他又盖了一栋房子。这栋房子,没有地下室,工作量小了不少,但增加了地热。作为工程师出身,这部分工程,他肯定是自己动手完成的。我第三次和老伴一起去德国时,他们刚搬进这座新房,我们也住在这里,正好几家丹麦的亲戚来了,作了一次类似我们中国“烧锅底”式的庆祝。

老房子归小儿子居住,但小儿子必须缴纳规定年限的房租。这租金存起来为老大建房。而当老大建房时他已经退休了,肯定还得出大力气。退休后,他又在西班牙山区买了一处破旧不堪的民居,一不通电,二不通水。更无收拾电视的条件。至于房屋的维修,更是可想而知的。

因而他夫妇俩就往返于德国和西班牙之间,每次都拖一些材料、器械和旧家具,直到把一处旧农居改造成可以居住并且可以接待亲属和朋友的别墅。西班牙的气候比德国北部好,阳光充沛,所以他们夫妇大部分时间就住在那里。

阿斯穆森先生得癌症以后,因为要在德国治疗,所以需要定期回德国居住。半年前,他写信告诉我,检查结果比较好,病灶得到控制,病情稳定,自我感觉也不错。但到去年9月14号,他的长子迈克告诉我说:“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。汉诺威医学院的医生们说已无能为力,他们估计父亲大概只能活6个月。我们并没有自暴自弃。现在父亲在佩讷(Peine)一位药剂师那里治疗,这位药剂师的专长是,以药物增强病人自身的抵抗力。”

我非常难过,并写回信慰问。但再也没有得到阿斯穆森先生的回音,直到今年元月26日得知噩耗。

迈克还对我说:他和他的弟弟两家,一方面照料母亲,一方面组织安葬父亲,非常忙碌。安葬日期定于2009年2月6日。

我没有能力赶赴德国向我的朋友作最后的告别。我只能在万里之遥,沉痛地道一声:

“柏恩德,安息吧!”

娄季初    2009年元月30日于贵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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